吴思科:见证新中国与中东国家近半世纪的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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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科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

人民网北京6月18日电(记者 曾书柔)从1971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到2014年卸任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辛勤奉献了40余年。他曾出任中国驻沙特、埃及大使及中国驻阿拉伯国家联盟首任全权代表,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奉献了青春韶华,见证了新中国与中东国家近半世纪的外交史。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到来之际,高级资深外交官吴思科接受了人民网的独家专访,讲述了他见证过的外交史及一些难忘的外交往事。

外交工作 “传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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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工作时的吴思科在巴格达留影(受访者供图)

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自己刚开始外交工作的情形,吴思科数次提起了老一辈外交官对年青一代外交官的“传帮带”意识。

“我是从翻译工作开始做起的,走的每一步都得到了老一辈工作人员的悉心指点。那时候我们的基础与现在的年轻人比起来要差得远,刚参加工作时,各方面知识都有所欠缺。老同志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有点‘师傅带徒弟’的感觉。我们也抓紧从工作中的一点一滴学习,尽早独立担起工作。”

谈起自己外交生涯的起步阶段,吴思科印象最深的是,老一代外交人员,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常常会提起“如果周恩来总理在的话,他会如何看待、思考、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开拓者,他参与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有重大外交行动的指挥者和实践者。“老一辈外交人员都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对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外交作风都很熟悉。大家深受他外交风格的影响,力求做到最好。”吴思科说。

周总理在50年代初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至今一直在实践中坚持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吴思科看来,牢记并践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使命,对中国外交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

“我长期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对‘相互尊重’这点感受颇深。”吴思科说,“尊重对方,可以赢得朋友,也能赢得别人对你的尊敬。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谈合作和共赢,才能真正摒弃零和思维,得到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特别是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责任和担当,也在不断增加。

“这是新时代里的新局面。”吴思科说,“在国际事务上,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理应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包括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提出中国主张和方案、推动对话、和平解决,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等。”

吴思科就此讲述了在埃及工作期间一个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事例。

在一次有关中非关系的研讨会上,当时的埃及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谈到,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帮助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支持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第二个阶段,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帮助建设一些民众所需要的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逐步发展到对非洲投资,实现中非经济上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而第三个阶段更具价值,那就是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为非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推动建立更加平衡的国际秩序和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规则。他的发言在与会者间引起广泛共鸣。

“老朋友”埃及

在吴思科40余年的外交生涯中,在埃及与沙特的工作经历是最具有代表意义的。这其中也有一个巧合——埃及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而沙特则是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

吴思科于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三次在埃及工作,工作时间达13年。他说,在埃及的工作重点,是如何维护双方的传统友好关系,并随着形势变化,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发展。

1956年,埃及与中国正式建交,由此带动了一大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建交,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际上遇到的外交封锁和孤立。因此,几代中国领导人都非常重视与埃及的关系,共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埃及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并于2016年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罗中国文化中心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建立的首家中国文化中心;开罗大学孔子学院也成为中国在北非地区建立的首个孔子学院;埃及还是第一个受理中国银联信用卡的非洲国家;2008年,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经贸合作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破土动工,并迅速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国际化产业基地。

如今,中埃双边关系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各领域交流活动如火如荼,人文交流频繁。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参观开罗国家博物馆时的情形,吴思科说道:“我在文物说明标签上看到了日文,我就问人家‘中国人口众多,为什么没有中文说明呢?’人家说:‘你知道我们一年接待多少日本游客吗?可我们一年到头都难得见到中国游客’。也难怪,70年代初,每年出国的中国人数只有一万多人,还是公务出访。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会说中文的埃及导游随处可见,不管走到哪里,见了面,老远就先来一句‘你好’,中国影响力,已然不一样啦。”

“新兄弟”沙特

2013年3月31日,吴思科在利雅得会见时任沙特王储兼副首相、国防大臣,现任沙特国王萨勒曼(受访者供图)

沙特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中享有重要地位。1990年,中国与沙特正式建交。吴思科说:“我在沙特工作的时候,跟当地的官员、朋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建交晚,所以要加快合作的步伐,弥补过去损失的时间。”

2000年,上任中国驻沙特大使时,吴思科给自己定下了两个重点工作目标:一是注重同沙特王室的交往,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二是下功夫推动中沙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

吴思科可以用阿拉伯语直接与外方交谈,这让他在与沙特王室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有一次,在拜会沙特时任王储、前国王阿卜杜拉时,阿卜杜拉屏退了双方的助手,仅留两人单独交谈。在谈及需要马上落实的事宜时,才招手让他的办公厅主任过来交待一句,而后两人继续密谈。会见结束时,阿卜杜拉说:“和中国合作,我觉得放心、踏实,请转告贵国领导人,我们愿意同中国进行合作。”而后又接着说:“我们这样直接交谈多好,像兄弟一样。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

在中沙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心下,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纯进口国后,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最重要的产油国之一,沙特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石油市场。双方在石油供需方面的高度契合性,加上彼此坦诚的沟通和相互尊重和信任,促使两国关系在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方案,世界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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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吴思科与首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在钓鱼台国宾馆(受访者供图)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多年来一如既往地为推动和平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和地区冲突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体现了大国担当。

2002年,中国设立了中东特使机制。作为第三任中东特使,吴思科为推进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和劝和促谈工作。“中东特使机制的设置,表明了中国对中东问题的重视。” 吴思科说。

中国始终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巴勒斯坦问题能否得到公正的解决,对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吴思科说:“中国始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在联合国已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不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包括在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建交时,中国一直向各方及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立场不会有任何变化。”

吴思科担任中东特使后,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以色列时任总统佩里斯,以及双方的外长、政要都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为两国总统和总理相继访华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十八大以后,巴以两国领导人在一周之内前后来访,为巴以双方创造了一个“相向而行”的氛围,这在外交上也是一种创新。习近平主席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谈时,提出中国关于解决巴以问题的“四点主张”,赢得了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认可和积极反响。

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政治解决,主张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反对外来军事干涉。为此,中方与叙政府和反对派都保持接触,了解形势发展,听取各方想法,进而推动双方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一开始,叙利亚反对派认为,我们接触的反对派都是叙利亚国内的反对派,不是真正的反对派。后来,我就专程到了土耳其,与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坦诚的沟通,让他们了解中国的主张,认识到中国的主张是‘公允和睿智’的,希望中国在解决危机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回忆起2011-2012年,中国就叙利亚问题决议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三次使用否决权时的情形,吴思科说:“一些阿拉伯国家对此表示不理解。对此我们也不回避,作为中东特使,我曾专程到这些国家访问,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深入交换了看法。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跟我说的话,他说:‘中国和我们是朋友,朋友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很正常的,这并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还会继续在相关问题上保持良好的合作。’”

“至于有关叙利亚的政治主张,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将会由历史来进行检验。我们经常讲‘大国自信’,在重大问题上就是要有自己的主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向来主张通过政治对话解决问题,反对外来干涉。让叙利亚人民自己解决内部问题,才是最符合叙利亚人民利益的。”吴思科说。

寄语新一代外交官“读史、读诗”

谈到对新一代外交官的希望和建议,吴思科思忖片刻,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外交工作也不断面临新的使命、新的担当,同时也有新的挑战。在新的时期,中国的外交工作可以说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一代的外交人员也肩负着新的使命。说实话,我很羡慕年轻的外交官们,这代年轻人知识面广,信息视野也很宽阔,这是他们做好外交工作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基础和条件。但是,我们外交确实也在新的时期面临新的挑战,对新的一代外交人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希望,新一代外交官们能继承和发扬好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中华传统的文明、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70年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当然也有一些教训需要吸取。我们常讲‘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希望新一代外交官们能在这方面多下功夫,汲取智慧,为未来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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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圆征(实习生)、杨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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